2024年1月21日上午9点，有源书院第166次会讲活动在西宁市万方城举行。此次会讲的主讲人是付瑞珣老师，会讲主题为：《论语·阳货》“东周”本义考论——兼说孔子“从周”思想及其实践逻辑。

主讲人介绍

付瑞珣，辽宁本溪人，历史学博士，入选为青海省高端创新千人计划拔尖人才。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，“藏区历史与多民族繁荣发展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”研究员，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、中国早期伦理思想史。在《历史教学问题》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《青海社会科学》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，出版有学术专著《史料与视角：春秋霸史新研》，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清华简与商周伦理思想研究”1项，参与国家级、省部级等各级社科项目多项。

本次会讲中付瑞珣老师结合自己多年来对《论语》的研读心得，对在研究《论语》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“吾从为东周乎”作了重新的梳理与解读，并就孔子“从周思想”的形成理路作了抽丝剥茧般的析论，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。

付老师首先从《论语·阳货》中记载的春秋晚期鲁国季孙氏陪臣公山弗扰叛乱时，孔子“欲往”，引起了弟子子路的阻拦，孔子遂以“吾其为东周乎”陈述理由为问题的缘起，总结了学界对此问题研究的四种观点，即“兴周道于东方”说、“黜周王鲁”说、“东都·王朝”说、“成周”说，结合相关史料对这几种观点作了有力的辨析。

一、“东周”非“兴周道于东方”说 付老师列举了魏晋以来史书典籍中关于此一观点的代表性论述，如魏晋时期何晏所著的《论语集解》，其注：“兴周道于东方，故曰东周”此说颇为流行，至宋代，朱熹及其辅翼者依旧沿袭其论，如《论语集注》言：“为东周，言兴周道于东方。”随后付老师认为以“兴周道于东方”解释“东周”并不巧妙，因为一方面，以“兴周道于东方”释“东周”会引起理解的分歧，因为解释者对“兴周道”可以有“兴周”和“兴道”两种不同的理解，另一方面，以“兴周道于东方”释“东周”不符合孔子时代的语境，综之，较为通行的“兴周道于东方”说乃魏晋时期形成的说法，该说既不能突显孔子“从周”之思想，也无法抵御西汉以来“黜周王鲁”学说的挑战，更有违孔子时代的语言环境，当非孔子所言“东周”之本义。

二、“东周”非“黜周王鲁”说 谈及这一观点，付老师从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的宏观历史背景出发，将今文经学的影响与此观点的形成互为表里展开论述，认为司马迁亦受今文经学影响，于《孔子世家》中此处曰：“孔子循道弥久，温温无所试，莫能己用，曰：‘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，今费虽小，傥庶几乎。’”至东汉时期，何休总结西汉今文经学的观点，依据《公羊传》发挥出一套“新周”“王鲁”的理论，后儒据此认为孔子欲以鲁代周而王。清儒惠栋便言：“‘吾其为东周乎’，何晏注云‘兴周道于东方’，故曰‘东周’，此与公羊黜周王鲁之说合。”指出“新周”“王鲁”等今文经说其实是对《公羊传》的误读，并详举有关史料进行实证考据，最后得出结论，儒家后学将孔子尊东周王室的观念抽象为《公羊传》所谓的“国君一体”理论，强调今君与先君的血脉相接。东周诸王既然继承了周文王之血脉，周之王系就未断，周就未亡。周既不亡，如何“王鲁”？可见，何休的“王鲁”思想不符合孔子的“春秋大义”，也与《公羊传》的理念相违背。因此，以“黜周王鲁”来解读孔子“吾其为东周乎”难以成立。

三、“东周”非“东都·王朝”说 南宋学者钱时在《融堂四书管见》中认为：“东周，东都也”，又解释说：“周之东迁，王纲扫地，圣人拳拳斯世，不啻焚溺，惟恐不用耳，如有用我者，吾岂为东周之事乎？断不其然。”其以“东周”指代平王东迁后的都城，进而引申为东周王朝之义。宋儒余允文《尊孟辨》言：“公山弗扰召孔子，孔子欲徃（往），遂言如有用我不为东周，则说之以西周之王道也必矣。”亦将“东周”解读成与“西周”对应的王朝。付老师通过梳理上述观点，提出质疑，身处东周时代的孔子，是否就有了后世以为常态的“西周→东周”模式的周史观念呢？以这一问题为索引，进行了详细的解析。首先从在两周之际一度出现“周亡”观念的历史背景出发，如《诗·小雅》中频现“国既卒斩”（《节南山》）、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”（《正月》）、“周宗既灭，靡所止戾”（《雨无正》）、“国虽靡止”（《小旻》）等，通过史料的分析对比，认为无论从政治实践还是从观念建构而言，春秋时人并没有形成一个与“西周王朝”相对应的“东周王朝”的观念，在此背景下的孔子亦无“东周王朝”之观念。由此考证学界普遍认为孔子的周史观念：“王室→诸侯→大夫”这一变化模式，得出孔子使用“东周”一词也绝非后世“周史分期观”模式的用法，并结合先秦辞赋等文献综合认为无论从先秦时期“东周”的辞例还是孔子的周史观念而言，“东都·王朝”说亦难符孔子“吾其为东周乎”之本义。

四、“东周”当为“成周”说 付老师首先对“成周”概念史的形成与演变作了梳理。“成周”说始于东汉的郑玄，他据《公羊传》“成周者何？东周也”认为：“据时东周，则谓成周为东周”。唐代孔颖达进一步解释：“以敬王去王城而迁于成周，自是以后，谓王城为西周，成周为东周。”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，周敬王元年，即公元前519年，敬王的异母兄弟王子朝发动叛乱，占据了由平王东迁以来一直居住的王城。敬王从此迁往王城东部的狄（翟）泉城，命之曰“成周”，即《公羊传》所谓“东周”，以别于王城“西周”。然后从历史地理考据的角度出发，探讨了关于王城与成周二者之间的关系，综合传世文献、考古资料以及诸家之说，认为目前较为可信的观点是：西周初年周公在瀍河两岸营建新邑，乃名为洛邑，周成王亲政后称其为“成周”（且命名为“周公成周”），西周时期洛邑与成周实一城，尚无“王城”的名称，为我们清晰地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历史空间维度的思考。最后得出将“东周”理解为“成周”最为符合时代语境，由此，孔子“吾其为东周乎”应为“吾其为成周乎”，在孔子的时代“成周”是指王子朝之乱后周敬王所居住的“狄泉成周”，与王子朝窃居的涧河两岸的王城，即“西周”相对应。孔子欲以公山弗扰叛乱季孙氏为契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，而弟子子路并未领会孔子的真实想法，在后者的质询之下，孔子遂以王子朝之乱时敬王前往“狄泉成周”（东周）为借喻，表达自己虽投身“叛乱”，却想借机恢复西周宗法礼乐制度的态度，而这也是符合其“从周”思想的实践逻辑。

五、孔子“从周”的实践逻辑 “从周”是孔子的重要思想，也是其政治诉求的核心内容之一。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，孔子“从周”是其复古主义态度的“明证”，然而随着学界讨论之深入，有学者指出孔子是“损益”基础上的“从周”，其中蕴含了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的革新精神。付老师认为，若欲明晰孔子“从周”的政治倾向，必须厘清孔子所“从”的“周”的历史意涵，然后从对礼乐秩序的追求、对周王室的尊重、对古典文明的推崇这三个层面展开了论述，并从孔子“从周”的政治实践的理念和逻辑进行了剖析，认为孔子的周史观念是“王室→诸侯→大夫”的模式，孔子“从周”的实践逻辑便是这一模式的逆向，即通过联合陪臣以弱专卿，以强公室，进而尊王室的理念形成了其“从周”的实践逻辑。同时也指出，在这一进程中，既需要合适的政治时机，也需要长久的礼乐教化。孔子欲参加陪臣公山氏的叛乱是这一实践逻辑的第一步，“吾其为东周乎”即其“从周”思想的胸臆直抒。当然，孔子并未参与公山氏之乱，也未投靠阳虎、佛肸等陪臣作乱，其在执政时主导的“堕三都”也以失败告终——孔子只能将“从周”的理想依托于三代典籍的整理与思想的教化了。

通过上述问题的梳理与研究，付老师认为在传统的研究范式中，无论是今文经学倾心于义理还是古文经学注重于考据，经典的某一章句或字词提出多种界说，彼此攻驳，形成了庞大的经学体系。围绕《论语·阳货》所载孔子“吾其为东周乎”本义之争鸣正是传统经学研究的一个缩影，其结果往往是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。而综合利用时代语境、思想观念、历史地理和考古学等方法，应属更为客观的结论。孔子面对公山弗扰之叛，借王子朝之乱中王城与成周对立的历史局面，以“成周”（东周）为借喻表达自己的心志——“从周”。“从周”是孔子思想的归指，其内容包括对礼乐秩序的追求、对周王室的尊重、对古典文明的推崇三层内涵。在具体的实践中，孔子在尊王的前提下，既认可春秋霸主的体制，也能利用陪臣作乱反对专卿，充分体现了其政治的灵活性。在文化领域，孔子更在系统整理三代典籍的基础上，以教化的方式规劝贵族遵从周礼。孔子“吾其为东周乎”正是其“从周”思想的表达，是理解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史料。